我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新闻(中国宣布紧急状态)

新冠疫情肆虐上海以来,已发生多起因公民违反疫情防控期间的决定、命令,而被公安机关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为由行政拘留的案例。

然而,有很多朋友却颇感疑惑,因为五十条第一款的表述原文是“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情节轻微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而对于当前上海疫情期间,是否构成该条所规定的“紧急状态”,大家却有不同的看法。

有人认为,“紧急状态”应由有权机关经法定程序宣布方能成立,而截至目前上海并未被任何机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所以怎么能算“紧急状态”呢?那么法律、司法实践到底是怎么规定和理解“紧急状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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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紧急状态”有别于“应急状态”

首先,程度上:“紧急状态”要比“应急状态”性质严重的多得多。《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十九条对于“紧急状态”表述的程度来看,“紧急状态“只适用于发生特别重大突发事件,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环境安全或者社会秩序构成重大威胁,采取《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应急处置措施不能消除或者有效控制、减轻其严重社会危害,需要进入紧急状态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国务院依照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

换句话说,只有严重到一般法律所规定的应急措施失灵的情况下,才会考虑通过进入“紧急状态”应对处置。因此,国家对于“紧急状态”的使用是非常慎重的。

我国近二十年来,先后面临过96台海危机、97亚洲金融危机、98洪灾、03非典、07汶川地震等局部或全国性危机事件,但都没有触发“紧急状态”条款,而是使用一般“应急状态”下的《突发事件应对法》《传染病防治法》《防洪法》等法律法规进行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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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程序上:“紧急状态”要比“应急状态”严苛的多得多。“紧急状态”的程序由《宪法》规定。《宪法》第六十七规定,全国或者一个省级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宣告;一个省级行政区之内的部分区域进入紧急状态要由国务院决定。而应急状态则没有如此高的要求,一般地方政府就能决定。

以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为例,根据《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上海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项应急预案》,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属地政府根据事件性质、危害程度、涉及范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划分为特别重大一级、二级、较大三级和一般四级。因此,新冠疫情爆发后,2020年1月24日,上海就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一级响应,宣告上海正式进入应急状态,当年5月9日,将上海市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级别调整为三级响应。截至目前,上海三级响应尚未解除,因此,从理论上说,上海目前一直处于“应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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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措施上:“紧急状态”要比“应急状态”严厉的多得多。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只有在一般法律已经失灵时,方会启动“紧急状态”,《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六十九条明确,紧急状态期间采取的非常措施,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执行或者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那么“紧急状态”下可能会有哪些非常措施呢?

虽然全国人大目前尚未作出具体规定,但是我们仍可从《戒严法》一窥究竟。《戒严法》规定的非常措施包括:禁止或者限制集会、游行、示威、街头讲演以及其他聚众活动;实行新闻管制;实行通讯、邮政、电信管制;实行出境入境管制;采取交通管制;采取宵禁;对基本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运输、供应、价格,采取特别管理措施;戒严执勤人员使用警械和枪支等。可见这些非常措施对于公民的权利义务的限制和克减是非常巨大的,和此次疫情所采取的应急管理措施相比,显然不属于同一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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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的“紧急状态”可扩大解释用于“应急状态”

诚如上文所述,“紧急状态”与“应急状态”是有所区别的,那么是否意味着《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所规定“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只有在依据《宪法》启动”紧急状态”后才能使用呢?

对此,理论界尚有争议,但实务界对此多数看法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紧急状态”应作通俗意义上的理解,不局限于《宪法》的“紧急状态”,一般“应急状态”也能适用。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最高检、各法院的司法实践,都普遍支持这一观点。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规定,“施妨害疫情防控的违法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予以治安管理处罚,或者由有关部门予以其他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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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检、公安部公布的《依法惩治妨害疫情防控秩序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第十七批)》中,案例五采纳了上海浦东新区田某某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案;案例六使用了江苏无锡李某某等人拒不执行紧急状态下的决定、命令案。

从各地法院判例来看,对“紧急状态”理解不局限于疫情防控,诸如非洲猪瘟、台风、洪水、森林火灾等突发事件,政府采取应急措施都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紧急状态”。比如在(2019)豫01行终781号判决中,法院认为“原告冯某无视县人民政府禁令,禁火期内在禁止区域烧土木灰,其行为符合‘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的构成要件,应予处罚。又如在2019黔0502行初160号判决中,法院认为“各级政府在各高速路进出口站设立非洲猪瘟检查站对进出车辆进行检查的非常时期,原告李某驾驶自用车辆在驶离检查站时,强行驶出不接受检查的行为构成《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款“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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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实务界对于“《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紧急状态’包括一般应急状态”这一观点是充分认可的。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基于以下方面的考量:

一是如果仅限于《宪法》中的紧急状态,《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第一款将成为“沉睡条款”。事实上,诚如我上文所言,《宪法》意义上的“紧急状态”我国目前还未宣布过,如果将《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紧急状态”严格地限制于《宪法》意义上,该条款就不能在疫情防控期间被公安机关所适用,这将不利于应急状态下政府决定、命令的贯彻执行,政府妥善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将被束缚,最终可能影响到国家、集体与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

二是从历史角度来看,我国《紧急状态法》未能出台导致法律用语发生不统一。2004 年实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中的“戒严”改为了“紧急状态”,意味着“紧急状态”包括戒严又不限于戒严,适用范围更宽。与此同时,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制定《紧急状态法》列入立法规划,但是最终《紧急状态法》还是夭折了,取而代之的则是2007年通过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而《治安管理处罚法》则早于2005年出台,因此,两者在法律用语的表述上出现了不协调不统一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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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紧急状态”自有其存在的空间和适用的必要,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我们能做的就是在疫情发生期间,遵守各项防控规定,静待疫情退散,回归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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