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怎么成名的,刘禹锡仕途履历怎么样?

                       

刘禹锡怎么成名的,刘禹锡仕途履历怎么样?

公元772年,洛阳刘家降生了一个男孩。古人起名颇为讲究,除了“女诗经,男楚辞”,还寄托着父母的期望,希望易活的叫白居易;希望健康的叫霍去病、辛弃疾……这个孩子姓刘名禹锡,字梦得,大概是母亲生他之前梦见了大禹“赐子”。

刘禹锡21岁便中进士,当上监察御史,23岁授太子校书,可谓前途一片光明,虽说刘禹锡仕途一帆风顺,二三十岁便位极人臣,但他是个有为青年,梦想着治国平天下,便与数名有志之士一合计,搞了个大事情:永贞革新,誓要彻底瓦解藩镇和宦官手中的权力,恢复唐王朝的兴盛。

结果也只是螳臂当车,宦官权贵以及手握兵权的藩镇军阀一反扑,不仅逼迫皇帝禅位,还将他们纷纷贬官。带头的王叔文被赐死,王伾被贬后病亡;剩下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均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是轰动一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刘禹锡突然从人生巅峰跌到了谷底,之后他一被贬就是长达23年之久。

人生能有几个23年?但凡谁都会抱怨,但刘禹锡最让人佩服的就在于,不管遭遇什么,他都能乐呵呵地面对,并且不改初衷,归来仍是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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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其实就是个京官外贬的闲职,说白了就是带薪下放。这一年,刘禹锡33岁,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却迎来了一场透顶的失败,从有志青年落为一条被晒着的咸鱼。

刘禹锡收拾行囊,去湖南常德当他的朗州司马。可是当大家都以为他即将消沉颓废下去时,一首刺破天际的诗传到了京城: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秋天,总是让人感到萧索寂寞,特别是被贬谪的人。当柳宗元在汨罗江边凭吊屈原,韩愈悲叹“云横秦岭家何在”,众人伤春悲秋时,刘禹锡却反其道而行之:“秋天哪里不好了?”

秋天“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而我老刘,尚可如孤鹤冲破云霄,排解一切伤感和惆怅,冲破一切压抑和封锁,在自己的天空翱翔。

在刘禹锡心里,任何事情即使再坏,也都有好的一面。春天去了,尚有秋天。心有春之生机,又何惧秋之萧条。更何况,我老刘卷土重来还未可知呢。

果然,十年之后,刘禹锡又被调回了京城。可是他刚一回到长安城,就跑到玄都观里赏花,又作了一首惊世骇俗的诗: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明眼人一看,此处桃树千株,不是暗指十年来在政治上投机取巧而得意起来的新贵么?要是我老刘当年没被贬,哪还有这些小人得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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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首诗一出来,刘禹锡再次被光荣下放。他何尝不知道后果,但揭露了这些人丑恶的嘴脸,也算大快人心,又乐呵呵地上路了。

经过讽诗一事,对手们对刘禹锡甚是“照顾”,将他贬到偏远的广东连州,又辗转到四川夔州,十年后,刘禹锡才从“巴山楚水凄凉地”来到还算富庶的安徽和州。不过他又在这里遇到一个小人。

策知县虽比刘禹锡低一级,但有实权,而面对贬官,地头蛇更不会客气。按规定,他应住在衙门三间三厦的标间,可知县偏让他住到城南门,不仅远离市区,而且面朝大江,一片荒芜。

就在知县为自己的下马威窃喜时,刘禹锡家门口却贴出这样一幅字: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有江可望,有帆可看,水天相接,去哪里找这样可以安静思考的“江景房”?

知县知道后恼羞成怒,又让他从城南搬到城北。刘禹锡环顾新房,房间缩水了一半,旁边只有一条小小的德胜河,但一到春天,河边杨柳依依,满眼春色。此情此景让他仿佛身在长安,于是又写道: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知县见他还是悠然自得,又把他转移到城中一间仅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里。面对知县势利小人的嘴脸,刘禹锡反倒觉得滑稽可笑,淡定从容地写下让他名垂千古的《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我在此山,此山即昆仑;我在此水,此水就是长江黄河;在此陋室,这里便是世间天堂。没有标间、江景柳色又如何?被小人刁难又如何?你剥夺的只是身外之物,却永远无法触及我的内心。

836年,65岁的刘禹锡因患足疾,向朝廷上书辞官。三起三落,就此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涯。

值得欣慰的是,虽然仕途坎坷,但其晚景并不凄凉,最终以正三品的虚职退居洛阳养老,与好友白居易,裴度等诗唱往合,名满天下。

回望此前,刘禹锡一生曲折皆因永贞革新而起,很多人都觉得刘禹锡太傻了,逞一时意气,误一生大计!如果他圆滑世故一些,凭借自身才华和朝中多位宰相的青睐,完全可以青云直上,封侯拜相。

是的,这个分析完全没有错。

但是如果你读过他高中进士之后写就的《华山歌》,你就会明白他为何要走这样一条荆棘遍布的路,那首诗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

“丈夫无特达,虽贵犹碌碌!”

大丈夫如果没有高尚的德行,即使坐拥富贵也不过是庸碌之辈!——这正是刘禹锡秉持一生的志向,也是破译他一生选择的密码。

从科场才子到钢铁战士,只因为一件东西——信仰。

刘禹锡最终将他对永贞革新的忠诚坚持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退居洛阳6年后,他自知大限将至写下绝笔自传《子刘子自传》,其中没有对自己的文学成就做任何夸耀,没有为自己坎坷的一生做任何哀鸣,却花了接近一半的篇幅为永贞革新的领导人物王叔文倾情辩护(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赐死),最后一次为革新事业振臂高呼!

永贞革新历时只有100多天,刘禹锡却用了一生来坚守。

一次一次的希望,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以及一次又一次的贬谪和打击,他却从未向命运和权贵低下高贵的头颅,更不曾对自己的理想有过半点质疑。

自传收笔后,刘禹锡于842年在自己倾情歌颂的秋日里带着对理想的缅怀驾鹤西去,终年70岁。

在高手林立,风起云涌的中唐诗坛上,刘禹锡或许不是才情最盛的,却一定是最倔强最乐观的,他以百折不挠,永不屈服的斗士情怀和另辟蹊径,自成一家的豪迈诗情让我们相信:

“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剥夺,唯独人性最后的自由——也就是在任何境遇中选择一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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