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作海案件启示(赵作海案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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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古代法律起源可以追溯到夏朝,在这四千余年的朝代更替中,法律也在不断演进。而古代冤假错案,在中国法制史中也存有浓墨重彩的一笔。小编将以清朝司法为引,探究真实的清朝时期这些冤假错案究竟是怎么形成?对现代刑事司法制度产生什么启示?

清朝的司法监督机制

通过古装影视剧,不难发现,一些县官为破案对犯罪嫌疑人刑讯,而我们是不是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觉得古代的司法落后,并没有司法监督机制呢?而事实上,古代的司法制度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清朝对于涉及命案或者抢劫等重大刑事案件,采取层层审批机制,先有从县、府、按察司到巡抚的地方衙门层层进行案件审理,再交中央的刑部上奏皇帝,经复核后决定。若是被判处死刑,先交由皇帝勾决,再行执行。

“京控”与“登闻鼓”

不仅如此,清朝为了防止冤假错案,还设置了“京控”。与“京控”类似的,还有唐宋时期的“登闻鼓”,通过越级上诉,把冤情告知皇帝。《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中,盛明兰为救夫君,身穿诰命服,击登闻鼓鸣冤,替夫君申诉冤情。因此如“京控”这种制度,以非正常程序将冤情上达天听,对于地方官起到极大的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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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无法承受之重

然而,制度“完备”的极致必然走向极端。

清朝的司法制度,是官吏无法承受之重。地方的县官都是通过科举选拔出来,就任前未接触过判案,属于“菜鸟”级别,但他们边学习边判案的历程不得不开始。而清朝的严苛惩戒制度倒逼官员尽职,通过汪辉祖《学治臆说》可见一斑:“语有之:‘州县官如琉璃屏,触手便碎。’诚哉是言也。一部吏部处分则例,自罚俸以至革职,各有专条,然如失察,如迟延,皆为公罪,虽奉职无状,大率犹可起用;若以计避之,则事出有心,身败名裂矣。”这也反映出面对司法制度,官吏难以承受,起逃避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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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城冤狱”

例如清代“麻城冤狱”,麻城人涂如松与其妻子杨氏不合,一天杨氏突然不知去向,杨氏的弟弟杨五荣怀疑是涂如松杀死的,到官衙告状,但是没证据,没有立案。而杨氏实际被藏在当地的杨同范家中。之后某一天,发现有一具男尸,样貌已分辨不出,杨同范与杨五荣同谋,认定尸体为杨氏,该案得到湖广总督迈柱的关注,勒令重审此案。

在证据不充足、民怨沸腾、经受上级监督三重压力下,此时刑讯成为了案件突破点。涂如松迫于刑讯,指认尸体是杨氏,然而滑稽的是,这本来就是一具男尸,如何印证?为免责,上至湖广总督,下到县令,开始制造假证,最终将涂如松以斩监候上报中央。就在等候复核期间,有村民看见杨氏,最终涂如松才无罪释放,峰回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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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治与法治

该案和“赵作海案”极其相似,我们不得不思考,其中深层次的哲学原因:结果与过程的比较。人总是在追寻结果,而往往会忽视过程,殊不知,过程才是重要的。

近年来,司法机关纠正包括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张玉环案等一些影响重大的冤假错案,彰显了国家在维护程序公正和保障人权上的决心。

清代与当代最根本的差别在于人治与法治,清代的法律是维护封建主义统治,保障皇权,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追求法治、公正,深入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其中,刑诉法比较清代的司法制度,相同的是制定了规范有序的诉讼环节,而不同之处在于刑诉法更强调程序正义,诞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保障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的诉讼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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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明要说

今年,重大案件讯问合法性核查制度予以修订,该制度是由人民检察院在重大案件侦查终结前,以询问犯罪嫌疑人并同步录音录像的方式,对在案件侦查过程中是否存在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情形进行核查。本次修订将驻看守所检察室初步核查、捕诉部门进一步调查核实的方式予以确定,将防范冤假错案的监督关口前移,切实促进司法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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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三七

图网络

<第144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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