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吸奶门

一对普通夫妻,在一线大城市生个孩子难吗?有人认为很难:房子、收入、学区、入学、无尽的鸡娃、竞争……面对重重考验,他们望而却步。 也有人轻描淡写地认为,当把对孩子的期望值,降到“只当一个普通人”时,生孩子其实也不难。而两位“背奶妈妈”用她们的故事告诉你,即使只想养一个“普通”孩子,其实也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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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的母婴室,杨乐依正在吸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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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杨乐依觉得,自己是“趁乱”生了一个孩子。孕期撞上了疫情,居家办公变成了“居家待产”。

在40岁前,杨乐依都没把“生孩子”提上日程。不是不愿,而是不敢——即便是在一家条件不错的上市公司工作,收入相对稳定,但对生孩子这件事,她依然没有底气。

“我认为在北京这样的城市,自己都自顾不暇,把孩子带到世上来,只会让他重复我们辛苦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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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依在忙碌工作中。

“不要孩子,将来你会后悔的”,母亲的念叨,和年龄大了“想生不能生的”恐慌,让杨乐依在40岁这一年,下了生个孩子的决心。

去年4月,女儿出生,三个月后,杨乐依重返职场。生了孩子后,杨乐依的日子彻底乱了:时间被打乱、工作被打乱、生活被打乱……

把孩子抱在怀里,她时常有一些不着边际的焦虑,“没想到真把她生下来了,既开心又担心,万一她将来像我一样不聪明怎么办?”

带孩子在小区散步,其他妈妈常讨论学区、孩子上学的话题,听着她们略带“凡尔赛”的言论,她心情变得糟糕,“就觉得自己太差了,差到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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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时间,孩子都是外婆在照顾。

生孩子给杨乐依带来的另一个改变,是她需要背着吸奶器去上班了。

上班之后,大多数时间是老人带孩子,女儿已表现出了对姥姥的依赖,有情绪的时候,只会往姥姥怀里钻。

看着和自己逐渐疏远的孩子,杨乐依常常感到很难过,“她对我若即或离,有没有我这个人好像都行,只要有奶吃,但是没老人不行”。

母女间的纽带,似乎只剩下了乳汁。中午1点,杨乐依把吸奶器装进包里,乘公交、转地铁,前往公司上班。

为了白天能多一些陪女儿的时间,她申请了上小夜班,下午3点到晚上12点,回家已是凌晨1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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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着吸奶器去上班的杨乐依。

初回职场,杨乐依还需要时间调整工作和心态——“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就是一门心思工作,现在是一门心思的孩子,感觉上班都是副业,孩子就是主业。

你投入的时间和收获不如其他同事多。感觉确实很慌乱”。

育儿的压力,让杨乐依放低了事业发展的预期,但同事们对她的照顾,却让她时常感到惭愧。为了尽量完成自己的工作,她在公司食堂吃饭都狼吞虎咽,以便尽快回到工位。

下午4点,杨乐依走到公司母婴室,用吸奶器吸奶。上班时间她要吸两次奶,下午一次,晚上11点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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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司的母婴间,杨乐依正在清洗吸奶器。

“吸奶器有一大堆零件,第一次用时没弄明白,撒得到处都是”,那一地狼藉,就像杨乐依当天的心情。

常来这间母婴室吸奶的新手妈妈们,组了一个喂养群,大家在一起吐槽、倾述、相互打气,她们很感谢公司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便利,“母婴室成了职场妈妈抱团取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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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婴室的冰箱,储存着背奶妈妈们新鲜的母乳。

如今,杨乐依已能熟练地使用吸奶器,就像她花了她几个月时间,终于适应了职场的节奏一样。

她坚持不给孩子打视频电话,实在想念心切,就让母亲录一段视频或者拍个照片发过来,“人家都在干活,你在跟娃打视频,总觉得心里过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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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乐依只允许自己在吸奶时看孩子的视频。

杨乐依的焦虑没有消退的迹象,40岁的她,还有另一层担心,怕自己老了,孩子还没长大;怕孩子长大后,“会怪我为什么把她生下来?”

她偶尔向家人诉说自己的苦恼。丈夫相对乐观,“尽自己全力就好”,母亲听了之后,却不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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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11点半,杨乐依走出母婴室。

在挤去身体里的乳汁时,她也吸纳进新的想法,“我的孩子,将来可能只是一个最普通的人”。但是,那又怎样呢?

“普通也挺好的”,她安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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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岁的王颖,是一位理科博士,也是一个2岁孩子的妈妈。

这两天她刚在新公司办完入职手续,开始了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随着母乳减少,王颖已不需要背奶,但她坚持让孩子自然离乳,下班回家后依然会给孩子喂奶。

每天喂奶的时间不定——王颖通勤单程要坐两趟地铁、一趟公交,即使不堵车也要一个半小时。她所在的部门加班更是常事,“通常回家给孩子喂完奶,我才顾得上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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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回到家,多数时候已是晚上。

生完孩子刚回公司时,王颖必须每天按时吸奶,不然轻则乳房胀痛,重则导致乳腺炎。

有一次因工作压力太大,她严重堵奶,疼得不行,只能请假去医院。

公司没有母婴室,几位哺乳期的女同事只能轮流去卫生间,或是向行政借用小库房,“不仅担心占用公司资源,更怕被同事撞到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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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的第一件事,是先让孩子“吃饭”。

吸奶工具用后需要消毒,但公司没有消毒条件,“只能用开水简单烫过再晾干”。

当过背奶妈妈,王颖心里有一张小地图:哪个商场、公园有母婴室;哪位好心的小卖部阿姨,会把库房暂借给她用……但更多时候,她只能计算好时间,在吸奶之间出门办事。

以上,只是背奶妈妈们遇到的诸多难题中的一小部分。

在公共场所,王颖都会观察那里是否有完善的母婴室——答案往往是让她失望的。工作之余,她很少出门,进入哺乳期后,她只和朋友聚了一次餐。

“母乳分泌时产生的催乳素有安眠作用”,王颖说,返回职场后,面对成堆的工作,她时常需要抵抗强大的睡意,“一边是工作压力、一边是不能陪伴孩子的愧疚感”,两种情绪的夹击,让她疲倦、消瘦、乳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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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孩子,和应对繁重的工作,是王颖每天的两大主题。

王颖的朋友里,有四位妈妈先后离职了,“要兼顾工作和家庭,不是所有人都能扛得住的”。 能坚持下来的,在她看来都是勇士。

王颖觉得,产假太短,是造成职场妈妈困境的主要原因,“国内产假一般是从分娩前半个月到产后两个半月,晚婚晚育可延至四个月,而世界卫生组织认为,母乳喂养最少需要六个月,最好持续到孩子2岁”。

“回归职场的妈妈,头顶上也多了一道看不见的天花板”,王颖以自己为例,她的工作量相较生育前并没有减少,但因为公司中某些不成文的规定,她在两年内,再难有升职和加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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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和孩子难得的亲子时光。

她辞去原来的工作后,换过三份工作。

第一份工作做了半年,刚好赶上疫情,加上孩子需要人照顾,她辞职了;在家待了半年,找了第二份工作,但专业不对口,于是再次辞职,直到找到现在这份工作。

在这个新岗位上,王颖对未来多了些许期待:孩子2岁半,稍微懂事一点了;姥姥姥爷会在北京帮带孩子;她不用像以前一样频繁吸奶;她有了一份自己喜欢的,长远的事业;她会抽出更多时间,陪孩子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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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颖每天下班回家,天已经黑透了。

王颖也承认,这一切能够实现,大多来自父母的帮助。

毕竟“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养育一个孩子,需要足够的教育资金、精力和时间”,没有父母的帮助,她认为这将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注:文中杨乐依、王颖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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