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最后十年(陈独秀最后的日子)

1938年8月3日下午,四川江津一艘小客轮上下来了一位穿白布衬衣的老年男子,此人正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

当日带着各种复杂情绪踏上江津这片土地的陈独秀并未想到,这个小地方,会是他人生的最后一站。因为下船时人多拥挤,他的年轻妻子潘兰珍一直小心搀扶着他,她知道:经过五六小时颠簸后,年近六旬且有高血压的丈夫,早已疲惫不堪了。

陈独秀此番前来江津,一来是受了好友邓仲纯的邀请,二来,他是相中了这个地方。相比重庆等地,这里消费更低,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远离各大“中心”,即便在战乱年代,他也能在这里过上清净的日子。

陈独秀抵达江津这年,是他人生的倒数第四年,这年,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已经牺牲10年了,而他自己也已从国民党南京老虎桥监狱出狱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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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按照原计划,陈独秀将入住邓仲纯家,可因为他妻子的缘故,他们最终只能另觅住所。因为事先没做安排,陈独秀和妻子只得暂时租了个简陋、肮脏的小客栈单间住下。四天后,在同乡方孝远的介绍下,他们夫妇住进了东门郭家公馆的一间屋子。

陈独秀在江津磕绊不断的日子,就这样正式拉开了序幕。

来到江津时,陈独秀的心情无疑是沉重且复杂的。刚出狱时,他心里还怀抱着一丝斗志,所以他曾写信托人转告中央说他想去延安。周恩来、王若飞更曾对他的回归做了大量工作,可因为王明、康生等人的干扰,他想回中共的愿望最终落了空。

这一趟周折后,陈独秀便明白了:时局已经完全变了。

心灰意冷之下,陈独秀干脆下决心在江津隐居。毕竟,自己年纪也大了、身体也大不如前了,是该退出的时候了。

江津对于陈独秀而言是异乡,相比他的老家安徽安庆和他长期居住的上海,这里的气候很有些让人“吃受不住”。这里风景优美,可热的时候却很热,冷的时候又很冷。

这种气候下,若不用做事还好,可偏偏已“退出”的陈独秀总放不下他生花的笔。

盛夏时,即便陈独秀只穿短裤和背心,也随时会汗流浃背,所以,他写作时书桌旁用来揩汗的毛巾总是湿漉漉。夏夜江津蚊子乱舞,陈独秀只好燃起一支支由锯木粉与药粉混合制成的刺鼻的蚊香,在烟雾缭绕中坚持创作。

冬天时,因为此地天气寒冷,他的手指经常被冻得提不稳笔。潘兰珍学着农家样子弄了一个外罩篾条、内装瓦钵木炭的“火笼”给他烤手后,他才勉强能提稳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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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与潘兰珍

陈独秀始终不肯放下笔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到江津后,远离政治等一切中心的他,唯一排解寂寞的方式便只剩下笔了。

陈独秀笔耕不辍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已经没了固定收入来源,他要活下去,就必须写点东西换取稿费。

可因为当局对他不断压迫的缘故,后来,他写的东西即便再文采斐然也没有报刊杂志敢发表了。这样一来,陈独秀的生活就变得更加艰难了。

在江津的日子也并非全是“磕绊”,陈独秀三儿子陈松年带着家人来到江津后,他也过了一段舒适惬意的家庭生活。

陈松年和陈延年、陈乔年是同父同母的亲兄弟,他的长相也像极了哥哥们。此番前来江津,陈松年带上了祖母,即陈独秀养母谢氏和妻子孩子。

陈松年一家住进郭家公馆后,陈独秀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

平日里,陈松年在设于江津的国立九中教书,家里的大小事则由潘兰珍和松年妻子打点。松年妻子窦珩光是个和善的女子,她对继母潘兰珍也很尊重,平日里,她总管继母叫“二娘”。期间,一家子其乐融融,可谓好不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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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松年妻子窦珩光中年留影

可好景不长,就在抵达江津那年的冬天,陈独秀的养母谢氏便因病辞世了。

陈独秀的养母是他的叔母,她之所以成了他的养母,是因为他曾被过继给四叔父陈衍庶(有旧官僚做派)和谢氏夫妇。

谢氏没有生养过任何子女,所以陈独秀幼年时,她便对幼年丧父的他十分疼爱。陈独秀亲生母亲查氏去世后,他便正式跟着养母谢氏和四叔父生活了。

按理,承了养父母恩情的陈独秀,应该替疼爱他的养父母尽孝。可参加革命后,因顾及本营垒(一个革命阵营)里的人讥讽他与旧官僚划不清界限,他竟一咬牙一跺脚去祠堂办理了“退继”手续。

陈独秀这番“操作”当真寒了养母谢氏的心,她曾为此哭闹过一番,她甚至还直接将家谱摔在地上对着他哭喊道:

“庆同啊(陈独秀的家谱名),你不认爹娘了吗?当皇帝的也要认啊!”

也是直到那时候,陈独秀才意识到自己行为“过分”了。这事后,陈独秀一直对养母满怀愧疚。

1913年,袁世凯下令捉拿革命党陈独秀,这一年,谢氏丈夫刚刚过世,丈夫尸骨未寒,养子惹下的祸事又让她遭受了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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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

袁世凯派来的安徽都督倪嗣冲因抓不到陈独秀恼羞成怒,他于是将谢氏的一侄孙误为陈独秀之子抓捕下牢,随后,他还倾箱倒柜,掘地三尺,把陈独秀的家抄了个遍。可怜谢氏竟在这之后因受打击太大,大病了一场。自此后,她的身体便大不如前。

陈独秀将母亲接到江津,本是想好好服侍她以弥补自己曾犯下的过错,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才刚给母亲端茶倒水几月余,她便一命呜呼了。

谢氏的死对于晚年陈独秀而言是一次沉重打击,母亲去世那天,俯身在停尸木板一端的陈独秀双手抱着母亲的头,哀嚎了几个小时。

抱着母亲尸首痛哭时,陈独秀哭的似乎已不仅是自己对母亲的愧疚、不舍,他还哭出了自己革命生涯的坎坷、磨难,和眼下境况的凄惨。母亲的死,无疑也让他想到了两个儿子和无数革命同志的惨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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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氏死后,儿子陈松年一家迁居到了任教的学校。这样以来,陈独秀又恢复了和妻子相依为命的生活。

儿子一家走后不久,因原来的屋子不能再住,他便通过时任九中校长的兄长邓季宣和江津名绅邓蟾秋、邓燮康叔侄的关系,将家搬到了离城30里的乡村鹤山坪。他当时所寄居的房子,是江津一中校长施怀清的施家大院。

原本,陈独秀打算在这里平静下心情,顺便着手整理狱中的文字学著作并写些文章。

可因为此处孩子太多,院子里整日吵闹不断。陈独秀不得已之下,决定再次搬家。

这次搬家前,陈独秀想了很多,频繁的搬迁,已经把他折腾得不行了,最重要的是,频繁搬迁中,他觉出了凄凉感,这种情绪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甚至因此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悲凉。

人越老越渴望安定,可陈独秀的晚年却似乎注定与“安定”无缘,而此时的中国,也处在动荡中,此情此景,他怎会不伤感!

陈独秀几经辗转后,搬到了离施家大院两里远的石墙院,这个地方是前清二甲进士杨鲁承的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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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墙院大门

第一次走进这个宅院时,陈独秀就喜欢上了这个居所:墙院内景致优美,有鱼池假山,还有竹树成荫,而院外的视野也极其开阔。

这个地方唯一的缺点是:它太过于偏僻了,往返县城一趟至少需要6小时。

因为这里偏僻且交通不便,很多路过江津县城想顺道拜访陈独秀的学生、朋友,都只能望而却步。这还不是最让陈独秀头疼的,他最头疼的是:住到这儿后,看个报纸对他而言都变成了奢侈。

因为消息闭塞,陈独秀真真尝到了“与世隔绝”的滋味。

好在,城内好友邓仲纯每隔三五日或一周便会亲自上门一趟,来时,他总会带上当天的《江津日报》和重庆方面的报纸。

那段时日里,陈独秀与外界的联系,全靠邓仲纯跑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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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在石墙院住时,共有两间房,一间被用做书房,一间则被用做卧室。两间房都没有天花板,地面也没有做防潮处理,所以,他们房屋的地面既潮湿又凹凸不平。至于室内用具,就更加破败了。

居住在此的陈独秀,难免不生出莫名的凄凉和孤独感来。

相比这些,陈独秀夫妻面临的更大考验是:他们经常断粮。

陈独秀的固定经济来源有两处,一处是他任《时事新报》主笔的虚职的160元,第二处是他任北大教授的300元。

战乱年代,物价飞涨的日子里,即便这两笔款子能准时寄到,它也不足以维系两口子的开销。稿费断了之后,他们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为了生活,陈独秀甚至几次三番卖过书法作品,可这也不是长久计。

有一段时间,见父亲生活难以为继,儿子陈松年曾贴补过父亲,可随着他的家庭负担的加重,他自己的生活都开始变得艰难起来,他自然无法再贴补父亲。

陈独秀的另一个收入来源是朋友的接济,根据史料记载,陈独秀居于江津期间,其好友同事、章士钊、蔡元培、胡适、傅斯年、杨鹏升等,都曾对他有过资助。

其中,杨鹏升所资助款项最多,为4500元,这位仅见过陈独秀一面的朋友,除了资助钱财外,还专门为他制作了“仲甫专用”稿纸、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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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书法

陈独秀自己曾公开说,他还曾受过一位署名“晋先生”的资助。

然而,在物价飞涨、大米一天涨价三次的年月,这些偶尔才有的资助,对维系陈独秀夫妻生活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所以,1940年12月23日,陈独秀致函朋友杨鹏升时曾在信中坦言:

“数月以来,物价飞涨,逾于常轨……今移至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宽裕,其时一斗米价只三元,现在要七十元。”

从陈独秀的信中可见,当时的陈独秀已经穷困潦倒到了一定程度。

陈独秀病逝后,给他穿寿衣、装棺的胡品中曾侧面佐证过陈独秀之“穷困”,他说:

“他又没有啥子经济来源。有一次,潘兰珍还托吴国兴进城,把陈先生的一件皮袍子(柏文蔚将军送给陈独秀的银鼠皮袍)拿到当铺里当了几个钱回来买米、抓药。我有心想帮帮他,又没有这个能耐,我家里也很穷。”

陈独秀的邻居也都知道他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与他们同住石墙院的邻居郭碧新曾在谈到陈独秀时说:

“其实我们都晓得,陈先生是马屎外面光,穷得造孽。潘兰珍每天下午都在厅屋里跟杨家几个婆娘打麻将,瘾大胆子小,输多一点,打出一张牌手都在抖。”

一句“穷得造孽”已将陈独秀当时的窘迫描述得淋漓尽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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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

那么,曾经风光无限且才华横溢的陈独秀,当真没有办法扭转自己的窘迫境况么?答案是否定的!实际上,陈独秀的“穷”,是他的选择,或者说,是他固执的结果。

根据潘兰珍的回忆,在他们已经没米下锅时,他们家却尚有2万块钱被放置在家里。这笔钱,是陈独秀人生最后一部文学作品《小学识字教本》一书的预付稿酬。

这笔钱,既然已经到了陈独秀的手中,那就说明这个钱可以随意由陈独秀支配。可让人意外的是,即便潘兰珍已经上邻居家借过几次米,可当她提出想暂时“借用”这笔钱度过难关、后面再补上时,陈独秀却严词拒绝了,他甚至还为此生气了。

他那天瞪着妻子厉声说:“不能!决不能!他陈立夫只要不收回成命,我陈独秀绝不会为五斗米折腰,那钱,我们不能动用分文,哪怕冻死饿死……”说完,他便“咚”的一声坐到床上。

潘兰珍知道,丈夫口中的“陈立夫收回成命”其实并不是大事,而仅仅是一个书籍改名的事。

原来,陈独秀这本书稿的部分到了陈立夫手中后,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的他对书很满意,也同意出版,可他却觉得书名里的“小学”二字不妥,硬要陈独秀更改书名后才准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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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立夫

为此,陈立夫还专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信里,他写道:

“大著《小学识字教本》,斟酌古今各家学说,煞费苦心,间下已意亦多精辟,自宜付梓以期普及,唯书名称为《小学识字教本》,究属程度太高,似可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未审尊意何如?即希示复为荷。顺候撰祺!”

陈独秀在学问上极其固执,这点潘兰珍早就见识过了,她之前在南京探监时,就亲眼见到丈夫和一个老先生为一个“父”字之争,与老先生大吵了一架。所以,收到陈立夫信后,丈夫不肯将书稿改名,甚至因此而放弃出版,她并不意外。

只是,她实在不明白:难道宁愿饿死,饿出病,也不能先拿这笔钱用一下吗?

可陈独秀当真是那样的人:他真的仅仅因为“书名之争”,而一直将那预付的2万元巨款束之高阁。

陈独秀的固执、宁折不弯,国民党也早已见识过了。

来江津后,国民党曾为拉拢他几次三番给过他钱财,可每次,他都断然拒绝了。

早在陈独秀刚刚出狱时,蒋介石就派亲信朱家骅拉拢过他,他们希望他能组织一个与延安对着干的新共党,除许诺给予10万元活动经费外,还给出“国民参政会”名额相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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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

陈独秀听了后却并不言语只冷笑不断,朱家骅看了只觉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后来,对于朱家骅寄来的支票,他也从来看都不看就直接寄回。

陈独秀在江津期间,蒋介石派出心腹戴笠与胡宗南前来拉拢他,他们带着水果、茅台等礼品,还拿着巨款,可陈独秀却让他们吃了闭门羹。

后来,见蒋介石小动作不断,陈独秀气愤地道:

“蒋介石杀了我们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国共合作,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除了拒绝钱财和高官,陈独秀还谢绝了好友胡适邀他去美国做传记的盛情,也两次婉拒了托洛茨基请他去美国参加第四国际工作的“好意”……

在这些之外,更加让潘兰珍没想到的是:陈独秀后期开始拒绝好友的资助。

陈独秀之所以连好友的资助都拒绝了,是因为,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可能再爬起来,所以,他料定自己无法回报他们,如此,他又怎会继续接受他们的资助呢。

另一方面,好友们对他的资助,让他在与他们相处时感觉到了“不自在”,因为他觉得自己和资助自己的朋友之间,已经不再平等了。如此,他自然慢慢地主动远离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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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剧中的陈独秀(居中)与好友在一起

所以,陈独秀的穷苦潦倒实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的结果。换言之,他的“穷困”,恰是他太有气节的结果。

陈独秀的一个晚辈曾在提到陈独秀时说他是:“相逢须发垂垂老,且喜疏狂性未移。”这话,当真不假,不论落到哪种境地,陈独秀始终“性未移”。

这里的“性未移”,是革命意志的坚定和性格的始终不变。在革命中,陈独秀一直主张非暴力革命,也是因此,他早期才会因为轻信国民党而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也因着这一革命主张,而一直与坚持武装革命的儿子们关系不和。

如果陈独秀在政治上的坎坷多来自于他的“性未移”,那么他晚年生活的困顿也是来自于此。但凡他肯点一下他的顽石之头,但凡他肯“略移”寸许,他的日子都可以舒适无比。

“性未移”的陈独秀晚年时,曾不得不为了节约开支,和妻子在石墙院亲耕农事,向农人们学着种起土豆来了。

最难的时候,他们夫妇俩经常半月都见不到油荤。有一次,陈独秀好友、同乡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前来探望。当时的陈独秀正因胃痛在床上打滚,此时的他不禁想起了五代时入蜀的画家贯休,他也曾和自己一样因身无长物在异地潦倒。因颇有感触,他竟从床上硬撑着爬起写诗道:

“贯休入蜀睢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噬武荣碑。”

捧着陈独秀赠诗的朱蕴山看着这诗差点落下泪来,此时的他才知道自己的好友竟已落到和贯休一样的境地,此情此景自然令朱蕴山黯然神伤。那日,朱蕴山看着陈独秀居所墙角边那残剩的几颗干瘪土豆喃喃自语道:

“可怜呵可怜,仲甫竟然没有东西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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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朱蕴山

曾创办《新青年》、引领新文化运动、曾身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曾任中共早期领导人的陈独秀竟没有东西吃,这样的事,若非亲眼所见,谁又会相信呢!

陈独秀晚年各种糟糕境况的唯一见证者是潘兰珍,作为一直寸步不离陪在他身边的女人,她还亲眼见过他捶胸顿足、痛心疾首的模样。

那是1940年的一个夏天,一伙盗贼打听到陈独秀曾做过大官,于是他们猜想他一定有不少油水可捞。于是,这伙盗贼便在一天夜里打洞进入了陈独秀的房间。他们所盗不过陈独秀的十几件衣裳和部分尚未出版的手稿。

正是这次被盗,陈独秀遗失了心爱的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的四字印章和手稿。

那天,潘兰珍一进屋便知道大事不好,因为她看到丈夫正一边喘粗气一边使劲打自己。平静下来后,陈独秀对她说:

“若印章和手稿能失而复得,我宁可被盗走全部财物,即使因之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亦无所不愿……”

可叹,被盗贼拿走的印章和手稿,陈独秀至死也未曾再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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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陈独秀

可以确定的是,若晚年陈独秀身边没有潘兰珍的不离不弃,他的生活定会更加艰难。可也因为有这个比自己小30岁妻子在身边,他的心里总多了一份歉疚:他觉得自己带给妻子的,似乎只有无尽的苦难和折磨。

这种愧疚感一直伴随着陈独秀,直到他离世。

陈独秀的确是带着满满的对妻子的歉疚离开的,所以,离世前三天,在他的意识尚清醒时,他曾拉着妻子的手道:

“兰珍,……我死,死后,你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必自立。记住,自主,自立……”

陈独秀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他想让妻子在自己死后,忘了他,过好自己的人生。陈独秀话里的意思,潘兰珍当即便懂了,她听完后哭着叫了一声“先生”后,便已泣不成声。

陈独秀死前对妻子有愧疚,他对曾资助过自己的好友也是如此。

陈独秀曾在生前最后一封信(去世前一月)里,对曾资助过自己的杨鹏升写道:

“内心极度不安,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

在和儿子陈松年交代完后事,叮嘱他“务必将他和母亲棺木带回安庆老家”后,他便再也没有留下任何完整的字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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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与陈独秀书法

这之后仅仅两天后的5月27日,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陈独秀便离开了人世,走时,他年仅63岁。他离世那天,在病榻前为他送终的,只有妻子兰珍、儿子松年夫妇及孙儿、孙女和前往探视的包惠僧等8人。

原本陈独秀的身体没有那么快垮掉,可因为死前半月,即5月12日上午,他因用蚕豆花泡水饮后半小时中毒,他本就有严重高血压的身体终于垮了,之后,因为数病齐发,他再也没能站起来。

陈独秀让潘兰珍泡水的蚕豆花之所以会引发中毒,是因为那些蚕豆花已经发霉……事后,潘兰珍心疼地想到:陈独秀喝那水时,或许已察觉到食物已发霉,可因为舍不得浪费,他仍坚持喝下去了……

陈独秀死时,他倾注无数心血的《小学识字教本》只标注到了“抛”字,宿命一般地,他在标注到“抛”后,便抛下所有离去了。

陈独秀死后五年,他的儿子陈松年将他的棺木运回了故乡安庆,并将他与原配夫人合葬于安庆市北门外的十里乡叶家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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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墓

至此,陈独秀漂泊的一生才终于安定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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