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保兴的简历(仇保兴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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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根生,浙江杭州人。曾任中国(杭州)青春宝集团董事长。2017年去世。

冯根生

枪打出头鸟 我也不走回头路

中新社 严 格 柴燕菲

改革开放不是一帆风顺的。像我这样,在全中国企业家里也算是屈指可数的,很多人说我是“国有企业的常青树”,可常青树为什么常青,很多人都觉得是个谜。

1972年,杭州中药厂(胡庆余堂)在郊区有一个车间,杭州市政府决定把这个车间建为杭州第二中药厂(以下简称“中药二厂”)。我原来是车间主任,杭州中药厂六个副厂长都嫌这个地方太偏僻路太远不愿来,所以后来就把我定为厂长。

中药二厂交给我的时候,只有18万元净资产,37万元的总资产。成立以来国家没有给我们一分钱,我们是靠自力更生发展起来的。到2008年,我们的总资产有20多亿元,还是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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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根生与领导班子讨论新产品的开发与研制

很多人说我是“国有企业的常青树”。我说:“你们不要只看到这棵常青树风光的一面,要知道这棵常青树的背后有多少心血、汗水和眼泪啊。”为什么国有企业都不“常青”呢?在我看来,对待企业,要像照看盆景一样,半夜里都要起来呵护它,才能使它“常青”。

我刚当上厂长的时候是37岁。1972年7月2日早上10点钟宣布的,成立中药二厂,我当厂长。宣布的领导班子刚走,就有人给我来挂牌子了,说我是“走资派”。我说,我刚当上厂长才两个小时,走都没走,怎么就成了“走资派”了呢?他们说不管的,厂长都是“走资派”。那时候的口号是:谁家工厂烟囱在冒烟谁就是“走资派”。杭州其他几个工厂都停工了。像原来的一些老的厂还是有一点家底的,但中药二厂是新成立的,政府也没给我们一分钱。没有生产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职工怎么办?当时职工最低工资25元,最高52元,工资还是要照发的。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当厂长就要发工资。现在想想,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但在我的人生经历中是非常重要的,那个时候锻炼了我,培养了我。

我们厂1972年刚成立不久,卫生部门来检查,临走时叹气说,你们这个地方连像样的办公室也没有,工厂不像生产药品的地方,倒像是电影《夜半歌声》中的那座破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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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中药二厂建厂初期的厂景全貌

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召集了全厂人开会统一思想。当时开会是在一个40平方米的草棚里,也没有凳子,只有100多个工人。我大概讲了十几分钟。我说我们太穷了,被人看不起;我们太落后了,同样被人看不起。我说我们要争口气,10年以后要把厂子建成全国最好的中药厂。那时候没有现代化,也不敢提这个理念。

不仅没有掌声,好多工人还笑我,他们说只要有饭吃,有二十几元的工资那就蛮好了。我说我们要有志气,我承认穷,承认落后,但是我不甘心穷也不甘心落后。“10年以后把它变成中国最好的中药厂”是激励大家,但这个10年确实是艰苦的,当时厂里穷得连一袋水泥都要向兄弟厂家借。

到1982年,我们已经有一个像样的工厂了,那时有500多人了。我说我们离现代化还是太远了,再用10年时间,一定要把这个厂变成全中国最现代化的中药厂。那时我当厂长已经当了10年。那时中国的厂长的任期都是“短命”的,都是3—5年,超过10年的厂长很少,10年以上的更少,我想当个15年我可能也要走了。在建厂10周年的大会上我又讲:“如果能让我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下去,我一定要把它建成全中国最先进的现代化中药厂。”这话讲了以后,职工有点相信了,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厂前10年当中的发展。

实际上改革开放当时是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机遇

我只念过小学,但是我有个特点,就是对新的东西、对抓住机遇特别敏感。什么叫抓住机遇呢?就是抓住就抓住了,抓不住它就不再来了。当时改革开放没人敢去深入、去牵头,也不敢大胆地去改。这里就要提到当时杭州市委书记厉德馨了。1984年,厉书记等市委市政府的一班人到了深圳、珠海、福州考察,他们那时在福州看到了一个电视机厂,当时它是中国最早的也是最成功的一家合资企业。20世纪80年代的合资企业是很少的。他们看了好多家回来以后,就把我叫去,另外还有一个电视机厂的厂长,要确定杭州市选两个点作为杭州的改革试点,一旦成功以后就全面推广。他选这两个点的原因是:一个是最古老的中药行业,中药二厂;一个是最现代的电视机厂,设备全部是引进的,这两个试点如果成功的话,那所有的行业都能搞了。

厉书记在1983年的一次大会上,在省人民大会堂对着2000个人说中药二厂到20世纪末,销售产值要达到1亿元。我听到1亿元魂都没有了,因为当时我们销售额只有一千多万元。我想提归提,现实归现实,增长幅度是很慢的。那时1亿元好像就是现在的几十亿元。

厉书记是个非常有魄力的领导,说实在话,没有他的一贯支持,我们厂的改革可能最后就不成功了。

随后,杭州市委市政府要我和电视机厂都带一批人到福州福日电视机厂蹲点学习。按照指示,我们两个厂大概去了二十几个人,去了3天。这3天对我的触动实在是太大了,福日电视机厂3000多个员工,只有3个日本人管理,却管得井井有条。而我们国有企业怎么都管不好,什么道理呢?

当时国有企业是“大锅饭”,员工就像进了保险箱一样,有调皮捣蛋的人你不能开除他。国有企业的职工当时是这样讲的:大错不要犯,小错每天犯都不要紧。你对他是无可奈何的。合资企业不一样,全都是合同工,半年或一年一签,如果不好的话合同不签,这样员工就有危机感。国有企业员工没有危机感,犯小错不会被开除,从这一条就看出了“大锅饭”破坏了企业的发展。当时福日电视机厂还有一个重奖重罚制度,那就更进步了。

那时再有本事的企业家去管国有企业也管不好,不是他没本事,最大的受制原因是“铁饭碗”。要实行合同制,这一条就能把企业管好了,职工的积极性也就能调动起来了

从福州考察回来以后我们就制订了改革的方案。当时厉书记有个特点,他经常到下面来调研。我直截了当地对厉书记说:“我全部按福州的搬过来可不可以,全部按合同制?”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全国也是没有的。他说:“既然让你改了,你大胆地改,我支持你,为什么国有企业不能试一下?”

当时改革是“难于上青天”,是冒风险的,好多人跟我讲,改革的人没一个有好下场,提醒我要适可而止。可我认定了,就豁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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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冯根生在杭州中药二厂首次提出全员合同工制

改革方案经市政府批准以后,我们实行干部能上能下,待遇有高有低。当时,干部都是终身制的。后来我改成干部两年聘一次,不称职的话不聘,下去当工人。实际上全国国有企业这样做是我们首先突破,再传到北方的,1990年以后又回到杭州,叫“破三铁”。

劳动合同制改了以后,1985年上半年《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上发了一篇文章,说杭州中药二厂改成劳动合同制后获得成功,相信全国所有的国有企业都能改。这篇文章总结了我们厂半年多来的实践经验。可是你知道全员合同制关系到多少人,当时政府部门里很多领导的儿女、姐妹、三姑六姨都在我这里。我的改革方案实施之后不知有多少电话打来骂我,他们说他们革命了几十年就是为了得到一顿安逸的“大锅饭”,说这才是社会主义,合同制学的是资本主义,是倒退。我想也不至于得罪那么多人啊!后来我在电话里说,这个我没办法的,都是市里批准的,全部改为合同制。

当时,我说我不想任何一个人离开这个单位,只是希望大家能把自己的工作搞好,不要像过去那样大错不犯,小错每天犯,工厂要发展,工人还是要招的,要重奖重罚。过去旷工迟到的很多,后来我们就规定全部电脑考勤,包括我,这个在中国也是第一家。1984年7月,我们花了很大代价购买电脑,制订考勤制度,迟到一秒钟罚款十元,那时候工资才五六十元。我说我不是要你的罚款,重罚的目的就是让你罚不起,罚不起才能按时出勤。当时我在大会上讲,厂长迟到也同样要罚,我不希望有人迟到,希望大家艰苦一到两年,我用两三年时间买五到六辆大客车,到时用大巴车来接送你们。

我们就是要这样通过改革来创造财富,来改善职工的生活。几个月以后,职工也习惯了,他们也觉得严格好,重奖重罚才能教育人,才能分出好坏。好的和差的奖金那时拉开两倍,突出的话还有特殊奖励。

我们有个女职工,早上骑自行车上班,在少年宫附近摔倒了,裙子都摔破了。后面一个本厂的员工看到她受伤了,就把她扶到医院去看病。这样一来两个人都迟到了,两个人都被罚款,电脑是无情的。这事情就在厂里闹开了,做好事也要罚款,这样还有谁做好事呢?我说按照规章制度罚款照罚,但是做好事这人要重奖,而且这个罚不计入电脑。这样对职工很有说服力,职工都服了。

重奖重罚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步,我们受到劳动部门的表扬,那时候来参观的人不计其数,北方的人来学习以后拿回去后称“破三铁”—“破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就是这样带出来的。

中国有句古话叫“枪打出头鸟”,像我这样的“出头鸟”,早就遍体鳞伤了,但我不走回头路,一回头肯定给干掉了,而且我始终保护好心脏,我的心脏就是无私。

当时市场经济还没开始,工厂的产品都是通过医药站收购再卖给医院的,医药站跟你关系好的就进你的产品,关系不好的就不进你这个厂的产品,就算产品疗效再好都只能堆在仓库里。你改革,你去改好了,医药站可以不来收购你的产品,这个就叫计划经济。当时我们就想自己销售,开订货会,但这个是不允许的,在全国都是没有的。我们工厂直销后,省医药公司知道了,就全省通报,说中药二厂违反政策自己在卖产品。说来这些都是过去的怪事,省医药公司是企业,我们工厂也是企业,他们有什么资格通报批评我们?通报以后,我们在外的影响也就差了。后来我们就决定,不要去理他们,我们自己继续卖。市里也支持我们。从那时候起就开始进入了市场经济。人其实都是被逼出来的。后来他们原料不供应给我们了(原来都是他们供应的),我们就自己组织采购,所以我们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培养了一支销售和采购队伍,全面进入市场经济。

当时杭州市发生过一件大事。那是1984年6月29日,经过市委市政府批准,我们厂7月1日要在工人文化宫召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改革开放实施方案。29日那天,我到医药局,向他们汇报这个决定,说后天我们中药二厂开全厂职工大会,宣布改革开放实施方案,请局党委书记去给我们做一些指示。当时的党委书记冷笑一下说:“你今天来找我啦?我告诉你,我们党委已经有决议了,对你们中药二厂的改革不参与、不表态、不支持,你们后天的会议我们到时一个人都不参加。”这就是改革的阻力啊!我再三要求,局党委书记就是不肯来。我只有走了,当时也不敢骂,但我暗暗发誓以后再也不来医药局了。当时全厂职工大会照样开,市领导宣布了中药二厂改革试点的实施方案。

半年多过去后,改革的效果出来了,效益百分之几十地提升,职工的队伍管好了,产量质量也在稳步地提高。到了1985年的上半年,我接到医药局党委一个简报,其中一段话触目惊心,说中药二厂以改革之名,实为偷鸡,结果没有偷到鸡,反而蚀了一把米。这并不是针对企业,是针对我来的,他是想弄点舆论出来,好免掉我。我也不是这么好免的,我不跟他当面讲,也没有向厉书记汇报,更没有拿到市委市政府去。

收到简报以后大概两个月,杭州市政府召开了一个改革开放情况汇报会,300多人参加,两家改革试点企业汇报,还有两家企业做准备改革的汇报。那天在市政府老会议室开会,我第一个汇报。我坐在厉书记旁边,我问书记:“你要让我汇报说真话还是假话?”厉书记说:“汇报还有假的吗?当然是让你讲真话。”当时我就实话实说了,改革半年多来我们改革成效已经体现出来了,我们也在不断地深化改革和改进工作。但是我到现在也想不通,我们杭州市堂堂的医药局简报上,说我们的改革是在偷鸡,结果是没有偷到鸡反而蚀了一把米。我实在是不理解,如果对我这个厂长有意见、不满意,你们随时可以把我免掉,我毫无怨言,但何必要挖苦我的改革是在偷鸡呢?这个改革不是我要改的,是市委抓的试点,这矛头是不是指向市委市政府?我认为不仅是指向市委市政府,实际上是指向小平同志,因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小平同志,你的矛头是直指小平同志,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都说成是偷鸡。

这个事情一讲以后,事情就闹大了。

厉书记对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讲话?你讲这个话是要负责任的!”我说:“刚才是你要我讲真话的。”我把早已经准备好的那份简报指给厉书记看。厉书记看完后,一言不发。下面300多人,一下子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下来都能听见。最后厉书记一拍桌子,大吼一声:“医药局撤掉!改革的时候制造阻力,撤掉!”这个会就开不下去了。厉书记说了“散会”,脸色很难看。他站起来,我才敢站起来,知道自己闯祸了。

我想走的时候,当时的常务副市长拉住我说:“你今天闯祸了!医药局撤掉是应该的,但以后谁管你水、电、煤?计划送哪里去,报表送哪里去?”他让我去找厉书记讲。后来我没办法,只好找厉书记道歉:“对不起,今天让你生气了。”我又说:“医药局撤掉是应该的,但是以后水、电、煤谁来管,好不好给我们成立一个行政公司负责统计报表?”厉书记一声不响。几天后,医药局就不存在了,改为医药公司负责统计及平衡水、电、煤的分配,原医药局的人、财、物管理职能划给市政府。

这件事在杭州轰动了。以后杭州市所有的局长都跑到各个厂里去,问那些厂长改革有什么困难,有困难跟他们讲。这样就在杭州带出了一个好风气,推动了杭州市的改革。这个就是杭州的魄力,撤掉就撤掉。杭州市医药局直到1990年才恢复。

改革拿数据来说话。1984年我们厂的销售额是2400万元,税收是300万元,员工700多人。到了1988年,员工为1000人,销售额猛增到1.7亿元,税收是2700万元。那时全中国制药企业销售额超过1亿元的就只有我们杭州中药二厂,税收增加了7—8倍。本来这是世纪末的目标,可是1988年就完成了,4年时间,改革的效果就出来了。

但是好景不长,1990年提出全面治理整顿国有大企业,当时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还不多。治了3年,也整顿了国有企业3年。到了1990年,厂里销售额不到1亿元,利润从2700万元跌到500万元,下降了80%,销售额跌了40%,所以1990年下半年我们坐下来“总结过去,面对现实,思考将来”。这就是国有企业当时的困境。

国有企业要走出困境发展起来,机制一定要灵活

当时民营企业刚起步,也很困难。后来民营企业的机制好,国有企业就没办法跟他们比了。同样开销售会,他们送吸尘器、电饭煲,而我们国有企业却不能这么做,明显地拉开差距了。

所以当时我们要自己找一条路。想走股份制企业,不可能;改民营,更不可能;改校办企业,没学校兼并我。后来我们决定合资,这条路还能走,这是个机遇。所以在1992年5月,为了合资,我们成立了集团,实际上所有资产都在子公司中药二厂,这个集团是空的,我兼董事长。为什么建个集团呢?因为这样中药二厂作为子公司可以参与局部合资,品牌留在集团这个母体,这是为了保护我们辛辛苦苦创下的青春宝品牌能掌握在国家手里。当时合资的橡胶厂、啤酒厂都是没有成立集团,净资产及品牌一起合资,我认为这个是吃亏的。

1992年7月份的一天,杭州4个厂和香港中策合资。下午要开发布会,香港中策的黄总上午来我厂里考察,说如果我愿意就合资这家厂,他就把其他4家厂放在后面了,因为我这家厂跟国际是接轨的,管理和效益也不错。当时考察时市长陪同来厂,问我愿意合资吗,我说愿意合资。就这样,当天晚上签了意向书。

第二天,我们到黄龙饭店的一个大房间里谈合资的具体事宜,谈不拢。黄总说,中药二厂合资是欢迎的,但要以青春宝整个集团合资。他很聪明,整个集团合资,那青春宝品牌也一起进去了。我也聪明,我说对不起,青春宝整个集团是不合资的,就跟中药二厂局部合资,青春宝这个品牌是国家的,借给合资企业用可以,集团母体要保留的。这就是我不肯跟他合资的主要原因。我要保留这个品牌,现在这个品牌不知值多少个亿了。我坚持:第一,不以集团合资;第二,中药二厂合资必须进行资产评估。谈了一个多钟头,双方各持己见。我说,黄先生我们交个朋友,合资的事以后有机会再谈,就先走了。

我感觉他也太黑了,一方面要净资产合资,另一方面要母体企业连品牌全部合掉,这样我吃亏得不得了,等于三分之二的资产都送给他啦。我离开谈判桌后,有个帮腔的拉住我说:“你怎么这么笨,杭州也不是就你一家企业净资产合资,全国都这样的,你个人情况我们会考虑的。”我说,我今天不跟你讲个人,就跟你讲企业,合资后我做不做都不一定了。我问他如果是民营企业肯不肯账面净资产合资,我今天谈的是企业而不是个人问题。

离开后,黄先生说他在全国100多家企业谈下来都没有看到过像我冯根生这么精明的人。

一个星期后,正大集团就来了。正大集团早就想进来了,他们领导提出条件:只要冯根生留下,其他什么条件都答应。我就说中药二厂合资,青春宝集团不合资。净资产一定要评估,本来4500万元的净资产后来评估到1.28亿元。后来国务院来杭州调查国有资产流失,调查到我这里,我说我不仅没流失,还增值近两倍。正大集团领导对我说:“你们来管理,我来控股。”这是一次机遇。刚开始卫生部不同意,后来正大集团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合资企业总算批下来了。

合资后效益就显出来了,第一年销售额是1亿元,2007年销售额是11亿元,企业每年交给杭州市2亿多元的税。而且我们这里空气没污染,水质没污染,实际上是旅游工厂,我们的厂区比花园还漂亮。

我们过去叫人看不起,现在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了。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8月28日到杭州,视察我们青春宝。总理参观时说:“这么现代化的中药厂我第一次看到,了不起!了不起!”总理都这样评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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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29日,冯根生接待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

作为一厂之长,把国有企业当作是自己的企业一样去努力拼搏,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企业里去,国有企业也是搞得好的;如果想反正这个企业是国家的,厂长最多三年总是要走的,叫谁去都搞不好。胡庆余堂这样一家百年老店的兴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胡庆余堂是百年老店。我从小在胡庆余堂做学徒,是胡庆余堂的关门弟子。1972年,它的资产是中药二厂的10倍都不止,好的技术力量和产品都在胡庆余堂,但它不争气。1972年到1996年,它24年间换了8任厂长,平均3年换一次。厂长都是短期的,企业怎么可能长命。中国国有企业的厂长在当官的眼里是没地位的,看得起你叫你做,看不起你叫你走,这是最大的弊端。那么厂长想只要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行了,自己个人问题能解决的就解决一下,五年十年规划那都是瞎扯,五年十年之后的事情他管得了吗?

1996年胡庆余堂到了第8任厂长时,资不抵债,负债9500万元,一年销售额才5000万元,一年的利息就要近2000万元,1000名员工,面临破产。这么个百年老店在20世纪90年代破产是说不过去的。

后来北京的企业想来兼并,深圳的企业也想来兼并。当时柴松岳省长说,兼并胡庆余堂非冯根生莫属。1996年10月30日,我被叫到市长办公室,听他们宣布了市委市政府的决定,胡庆余堂正式加入青春宝集团,实行强强联合。市长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怎么叫强强联合。市长听到我这句话就说,老冯你别有意见,胡庆余堂的品牌好。我就说企业倒闭了,品牌就不值钱了,企业越好,品牌就越值钱。市政府的决定我认了,因为胡庆余堂是培养我成长的地方。

市长叫我第二天就派人过去接收,我当时派刘俊过去。他开始不愿意去,说大树底下好乘凉,为啥要去破产的企业。他认为他最多也是3年时间,要是搞不好,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爹娘。我说:“你错了,古语说大树底下好乘凉,大家成天坐在大树下,这棵大树不死也得死了;而且你看大树下面的小树哪一棵能成长的,离开大树才能成长。”他听了我的话去了。

胡庆余堂药业有限公司挂牌那天,要我这个董事长讲几句话,我说我已经是63岁的老人了,内心是不想接手的,但胡庆余堂是培养我的地方,我对它感情太深了。我说我也想不通,同样是搞中药的,都在杭州市同样的政策、同样的机遇下,为什么你们却没一次抓住,最后这么好的企业却倒闭了,而1972年从胡庆余堂分出去的一个车间却经过24年的奋斗成了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现在青春宝集团的资产是胡庆余堂的几十倍。

经过一年的调整,到1997年,胡庆余堂销售额增加一倍,利税达到1552万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当时我叫刘俊去胡庆余堂,教他两句话:公事上胆子要大,私事上胆子要小,该撤的撤,部门该并的并掉。好多国有企业,公事上胆子小,私事上胆子大,到最后就出问题了。公事上胆子小,就跨不开步子,明明是机遇,跨出一步海阔天空,但就不敢跨一步。好多国有企业因为胆子小,面临的困境越来越严重。公与私分清是很重要的,但更要珍惜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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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胡庆余堂 钱晨菲 摄

工者有其股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比较引人注目。那时我们很关注国有企业今后的发展方向,对政治很敏感。当时十五大报告中有一句话:“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资金、土地、厂房、设备、工具等有形资产,经营机制和经营者的智慧、学识、才能等无形资产,统统可以作为生产要素参与分配。

这句话过去从来不提。我们当时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提法,想能不能趁着这个时机,拿出一个企业进行改制。青春宝集团比较大,其中正大青春宝是最大的子公司,国有控股40%。我想将该股份拿出一半来改制,也就是作为个人股,卖给员工和企业的经营者,使“工者有其股”,把员工的个人利益和企业、国家的利益紧紧捆在一块,让员工真正成为企业资本的主人。但这公司是外方控股的,必须征得正大的同意。

正大外方董事长谢炳先生听说后表示完全同意,并说把经营者捆绑在一起,企业才能做好。他也不想我们走,如果捆绑在一起的话,我们就走不了了。经过董事会研究决定之后,我们就开始改制了。那个时候国有企业都没有开始改制,我们是全国第一个吃螃蟹的。

1998年5月,市政府经过4个月的评估后同意改制。经市政府批准,以1.5亿元的净资产,20%转给全体职工。20%是3000万元,一次性付款,并规定所有员工不得向企业贷款。当时董事会有个决议,如果要转制,就要成立职工持股会来持股。我个人没进去是因为当时合资企业不同意以自然人名义进入,现在却可以了。

持股会是一个集体,集体进去后,我作为集体中的一员,董事会要求我在持股会中持大股,相当于全部的2%,合计300万元,所以当时出现了冯根生该不该持股300万元的争论。说实在话,当时我不想买这么多,虽然我看好企业,但是风险很大。假设未来10年里每年利润有5000万元,我和职工都要10年才能把本钱收回来。除非每年税后利润有两三亿元,那是很快能收回的。但有没有这个把握呢?1998年已经实现利润7000万—8000万元了,但能不能保证每年都有这么多?所以当时我就犹豫要不要买,但买是肯定要买的,因为改制是我提出来的,我自己不买说不过去的。

当时我月工资几千元,300万元根本拿不出来,把我能拿出来的全部积蓄拿出来也就30万元。最后没办法,我向银行贷款270万元买下了2%的股份,股份向银行抵押。

为什么我要下这么大的决心呢?改制时职工都提出一句话,老总买我们才买,老总买我们才放心。那时职工都看着我,于是我开了300多人的班组长会议,花了2个多小时讲为什么要持股,是要让职工真正成为企业资本的主人,把我们大家的心连在一起。

我在那个班组长会议上讲,你们真不了解我,我已经64岁了,其实你们真的不懂我的心,我是真想悄悄离开,但是为了青春宝的明天会更好,我只得把根留住。现在我64岁的人都买了300万元,你们总该放心了吧?我自己要是走掉了,我300万元都没了,我会对自己、对职工负责的。

改制后,情况完全改变。改制是成功的,但是10年后再回过头来看,职工持股会并不是太好,因为员工退休后股份还是能带走,所以导致了现在的职工没股份了,这是最大的问题。当时没发现这个问题,再过几年就全变成退休工人持股了。

企业家的价值几何

1999年,当时的浙江省社科院院长跟我商量,20世纪末到了,想找一个模范企业家来评估一下。我说你让我多活两年吧,为什么让我第一个来吃这个“螃蟹”。他动员我,说我是有代表性的,从当初18万元一个“破庙”到现在,我这样的老总在全中国找不到第二个了。说我把国家的企业搞得这么大,而且是我一个厂长做下来的,所有的财富是我带头创造的,所有的基础是我带头打好的。后来他们请全国的专家来评,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按企业每年所创利润上缴的税评出我创造的财富,评估的结果是到1999年,我所有的贡献价值是2.8亿元。这算是第一次把企业家的贡献量化了。我是在为全国的国有企业厂长讨一个说法,我们创造的财富是多少,我们的贡献是多少,从此都可以量化了。我这人一生中确实吃了很多的螃蟹,别人不敢做的我做了。

2002年杭州市政府奖励三个特殊贡献的企业家,每人奖励300万元,鲁冠球、宗庆后和我。这是轰动全国的,这个是杭州市做出的大手笔。这个300万元奖励好以后市领导请我们吃饭,两个副市长还没到时,我们三个人聊天。鲁冠球提出来300万元不要,捐掉,他说没有企业就没有他。他说,“大哥就不要捐了”—他叫我大哥,因为我是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我说你是好心害了我,你和宗庆后捐了我一定要捐的,如果你捐了我没捐,明天报纸一登出去,我冯根生那不是被老百姓骂死了。但这300万元对我一个国有企业的厂长来说是个大数目,我和他们没法比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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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18日,杭州市工业兴市大会上,冯根生、宗庆后、鲁冠球(从左至右)三位企业家合影

在讨论的时候,茅临生市长听到了,说:“你们千万不能捐,否则老百姓会认为政府是在作秀,奖出去了又回到政府口袋里了。”

下午开新闻发布会,一个记者问,“你们每人拿到300万元以后,最想圆一个什么梦?”鲁冠球说要为杭州造一个汽车城,为杭州人民造汽车。第二个问宗庆后,他说要成为杭州的李嘉诚。我为他们鼓掌。

轮到我了,记者问的语气都不一样了。记者问我:“你想圆一个什么梦?”我一听到就觉得可怜。我说,30年之前,我是个车间主任,中药二厂成立时就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厂长。实际上是什么厂长—是请了个“保姆”,我面对这个先天不足的“婴儿”,白天夜里去护理它,并省吃俭用,甚至不吃不用地把这个“婴儿”带大。30年后这个“婴儿”长大了,也赚了很多钱,但它还是国家的,我还是一个“保姆”。我想圆一个梦,恳请我的“东家”好让我这个老“保姆”休息了,我已经把“婴儿”带大了。可是我的“东家”说不行,说我这个老“保姆”还可以继续管理这个孩子,我只能讲一句话,我无奈地只能当这个国有企业的终身保姆了。这些话,都是出自我内心的。

现在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就有几十亿元的家产,他们是遇到了改革开放后的机遇。同样的国有企业,它的步子就跨得不快。现在各地作报告时是这么讲的,“我们民营企业要跨越式、跳跃式地发展”;国有企业作报告呢,语言完全变掉了,国有企业要绝对不能让国有资产流失,要保值增值。我们国有企业的资产是不能轻易动的,如果我说我要建一个玩具汽车厂,这种话一讲,明天国资委就会来找我了,问我谁批准我这么讲的!国有企业有很多纪律,有些机遇即使看到了也不能去抓它,赢了是政策好,亏了可怎么办?民营企业赢是我自己亏也是我自己,你管得了吗?

40年壮阔东方潮

40年铁笔写春秋

近日,为纪念改革开放40年,由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编撰的《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由浙江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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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访问了李泽民、柴松岳、吕祖善、厉德馨、李金明、仇保兴、周国辉等多任党委政府负责同志,同时收录了步鑫生、鲁冠球、冯根生、宗庆后、马云、李书福、南存辉、沈国军等多位浙商的创业史,何水法、胡宏伟、叶翠微等各界代表人物也在书中叙述了他们的故事。

该书记录了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40年中

最真实的集体记忆

记录了浙江大地在改革开放40年中

最生动的发展故事

致敬改革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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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现已向社会公开发行

欢迎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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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为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原创作品,未经允许不得私自转载。

转载须注明:本文原题为《枪打出头鸟 我也不走回头路》,作者中新社严格、柴燕菲,选自中国新闻社浙江分社编撰的《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一书,微信首发于中新浙里ID:ZJXWZZC。______获授权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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